《汉学师承记》是清代吴派经学家江藩的名作,以传记体的形式综述清代前中期的“汉学”发展历程。经学史家周予同曾在1933年出版过一部《汉学师承记选注》(下称《选注》),置诸近现代不断推陈出新的《汉学师承记》研究论著中,实有筚路蓝缕之功。
与更早问世的《经学历史注释》(1928)一样,《选注》也是周予同宏大的经学史著述计划的组成部分。《选注》凡例明确说:“本书原拟依拙著《经学历史注释》计划,不加删节,使成完璧……”,表明二者是一脉相承之作。细检内容可知,前书有相当多的材料都被采择到了后书之中。此外,二书撰写时间的衔接相当紧密。周予同在1927年末致信旅居广州的顾颉刚,说道:“读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,言惠士奇曾配祀于广州三贤祠。该祠在何处?今尚存在否?所谓三贤系何人?可为一查否?”(《与顾颉刚书》)三贤祠无关宏旨,周氏之所以有此数问,应当就是在为注释江著做资料储备。
快三入口《选注》撰写的具体时间,周氏好友王伯祥留下了一些重要记录。王氏当时亦供职于商务印书馆,所藏校经山房刻本《汉学师承记》书衣有题记说:“墉书涵芬楼时,同事友人周予同假去参校,辛壬难后见归,并附以识语,深致叹恨于寇祸。”周氏识语署1932年8月,其中说:“十九年(1930),为商馆编注江藩《汉学师承记》。承伯祥兄惠借校经山房单行本,以与各本校雠。”(《庋榢偶识》)《选注》序言中,位于所列各单行本之首的校经山房光绪重刻本,应当就是王氏藏本。据此推知,周氏正式的校注工作应集中开展于1930至1932年间。此时他承担的工作至少还包括主编《教育杂志》以及撰写《群经概论》《中国现代教育史》等,加之时局动荡,参考书籍欠备,撰《选注》时的繁忙与艰辛不难想见。
作为《学生国学丛书》中的一种,《选注》的编选原则值得注意。按照丛书主编王云五的要求,体量较大的著作可删减篇目,但不可于一篇之中删去某段。(《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》)《汉学师承记》原有正传40人,附传17人。周予同只选择20人,其余尽皆删去。他在吴派中选取三惠、余萧客、江声、王鸣盛、钱大昕、汪中,在皖派中选取江永、金榜、戴震、孔广森、凌廷堪,与吴皖二派都有交往的学者选卢文弨为代表,浙东学派则以邵晋涵为典型。再加上首卷的阎若璩、胡渭、张尔岐,末卷的黄宗羲、顾炎武,基本呈现了《选注》序言所概括的“黄宗羲一系演为浙东派”“顾炎武一系分为吴皖两派”的学术谱系。另外值得留意的是,长期从事教育学研究与实践的周予同,不惜有违编例,常于一篇传记中删去天文、算学、乐律等过于专门的内容,以保持正文内容对初学者的适用性。
《选注》的大量校注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如《顾炎武传》引《论语》“博我以文,约之以礼”,周予同在查阅《亭林文集》原文后指出,“我以”二字当作“学于”。可见校勘精细,一字不苟。再如《张尔岐传》过于简略,周氏特补充《碑传集》中的四篇张氏传记以供读者参考。《戴震传》中承袭《戴东原集》的文字尤多,举凡出自《春秋改元即位考》《与王内翰凤喈书》《与是仲明论学书》者,《选注》皆原原本本标明起讫。这类颇为考验文献功底的注释,为《汉学师承记》繁难的史源学研究提示了诸多线索。
最能体现周予同非凡学术眼光与识见的一个问题,当是黄宗羲、顾炎武在江藩心中的真实地位。江著将黄、顾二人置于末卷,并补记了一段“客问予答”。晚清以来,研究者多据“予答”立论,批判江氏拘泥于“汉学”门户者有之,认为江氏不满于黄、顾政治立场者有之,斥责其识见卑陋、个性褊急者亦有之。周氏的意见可谓独树一帜。《选注》序言说:“顾、黄二氏不臣清室,则以义不当列于清儒。但‘汉学’家法源于二氏,又不无木本水源的关系,所以于传后,故用主客问难的体裁以明附录的命意。这可见江氏的苦衷,而同时可见当时文网的余威。”此处着重强调“汉学”渊源与政治忌讳,颇能表出江藩隐衷。倘若留意“木本水源”四字出自“客问”而非“予答”,便知周氏已经认识到江藩的真正立场隐含在“客问”中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,江藩对黄、顾的真实态度是“表抑而里扬”(《经学历史注释》),可惜后来的研究者多未深究此说,以致将江藩之意完全读反了。近来陈鸿森重考此案,在博引众说、征诸历史后,认为唯有《选注》中的见解“稍觉近实”(《江藩〈汉学师承记〉纂著史实索隐》)。在20世纪的清学史研究领域,周氏这一洞察江著隐微的说法堪称弥足珍贵。
通过《选注》的撰写,周予同极大地扩充了自身的清学知识范围,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自身清学史研究的基调。自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问世后,学界多有重皖轻吴的倾向,但周氏始终认为吴皖是乾嘉“汉学”并驾齐驱的两支。他强调“吴派在搞史料上是重要的”(《中国经学史讲义》),这里的“史料”主要指历史上的各类经说,而这也正是周氏本人最关注之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周予同的学术气质更接近吴派(参《新文化运动百年祭》)。与此相应的是,在晚清今文学的研究上,梁启超更看重的是常州学派扬今抑古的复古解放思潮,而周予同最关注的则是今文学经说体系的再现。周氏笔下的“清儒复古,其解放是消极的自然结果,积极的目的在于‘求真’”(《经今古文学》),自是有为而发之论。
对清学史的关注一直持续至周予同的晚年。由他主编的《中国历史文选》长期用作大学文科教材,下册部分(唐代以后)出自清代的篇目便占去半壁江山。他不仅在课堂上反复强调《检论·清儒》的重要性,还计划开展“清代学者对于古史研究的贡献”“清经义考”等研究课题。晚年的周予同依然十分重视《汉学师承记》,将它列于清学史的参考资料之首。他遗憾于当初未能注释全本,希望弟子可以重新修订并补齐全书,可见一直挂怀于《选注》的修订与完善。
《选注》出版迄今已逾90年。作为《汉学师承记》第一部相对完整的注本,该著诚然存在一些疏漏与讹误,但不可否认的是,在文本校订、经说阐释、史源搜讨、字词解诂等方面皆具开先河之功。近藤光男《汉学师承记译注》与漆永祥《汉学师承记笺释》,对之都有大量吸收与借鉴。周予同善于将经学史研究与经典注释、历史教育相结合,而《选注》恰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。正是因此,对该著进行检视与剖析,无疑有助于深入理解周予同的学术履迹与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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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丨赵四方(作者单位:快三入口历史学系)
来源丨文汇报
编辑丨王蓝萱
编审丨戴琪